實施兩年後 強制報告仍需提高社會知曉度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2-08-05

  即醫生、教師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行業人員,若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家暴、欺淩、拐賣等9種情況時,應當立即報警。

  近日,媒體報道貴州安順2歲女童肛周患尖銳濕疣,引發廣泛關注。尖銳濕疣,是由人乳頭瘤病毒(HPV)感染所致,主要通過性接觸傳播的疾病。7月26日,當地鎮寧自治縣衛健局發佈情況通報稱,已排除該女童被性侵可能。

  事件背後,于兩年前開始施行的“強制報告”制度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制度實施兩年,部分省市對於強制報告的實施方式已有不同嘗試。不過,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採訪發現,強制報告制度的社會知曉程度仍待提高,在實際落實層面,相對較易發現未成年人受侵害線索的醫院,則普遍較為薄弱。專家表示,強制報告制度相當於一個探索的雷達,只要發現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疑似遭受侵害,就可以去舉報,誤報也是免責的。目前強制報告的配套措施則尚未普遍建立。“強制報告制度只是未成年人保護的一部分,應當建立未成年人的綜合保護體系。”

  所謂“強制報告”,即醫生、教師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行業人員,若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家暴、欺淩、拐賣等9種情況時,應當立即報警。

  上述規定來自於最高檢等9部委于2020年5月聯合印發的《關於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下稱“《意見》”)。而後《未成年人保護法》新修,將強制報告制度納入其中,增設了7處涉及強制報告的內容,使其上升為法律規定。

  近年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強制報告制度建設的現實需求日益迫切。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郗培植認為:“由於未成年人相對弱勢,遭受侵害之後,他(她)不能或認識不到要去報案,導致很多涉及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未被發現。強制報告制度相當於一個探索的雷達,要求相關人員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線索進行舉報,哪怕誤報也免於承擔責任。”

  強制報告制度的建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效果也在現實中逐步顯現。2022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強制報告制度施行以來,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線索源於強制報告的有2854件,一批隱蔽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得以及時發現。

  記者注意到,部分省市對於強制報告的實施方式已有不同嘗試。2020年7月23日,全國首個“強制報告App”在重慶上線試運作,有關人員可以通過App中的強制報告功能,向公安機關報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線索;2021年5月,江蘇省宜興市在當地部分醫院,嘗試將強制報告自動提醒程式嵌入醫院診療系統。

  值得注意的是,強制報告制度的社會知曉程度仍待提高。根據今年的最高檢工作報告,2021年通過強制報告發現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數為1657件,而2021年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顯示,同期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訴60553人。

  今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第二辦案組組長李薇表示,總體來看,強制報告制度在全社會整體知曉度還不高,通過強制報告發案的案件偏少,“以校園性侵案件為例,通過強制報告發案的也就10%。很多強制報告的主體發現侵害線索後,更多的是向家長反映情況,向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報案的比較少。”

  2022年5月,最高檢公佈了6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追責典型案例,其中兩例均與醫療機構人員未履行強制報告義務有關。

  2021年10月,一名未成年少女在東港市某門診部做人工流産手術,而後查出其為強姦案受害者。該門診部婦科醫師不僅未履行強制報告義務,還在明知其為未成年人,無監護人陪同、簽字確認的情況下,為其進行人工流産手術。

  另一起案例發生在山東省臨沭縣。2021年6月,一未成年男孩被家暴致重傷,後被送至山東省臨沭縣某醫院,兩位醫生先後為其治療,但發現傷情異常後均未履行強制報告義務。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強制報告制度實施已有兩年,但不少醫生對強制報告制度的了解和執行有所差別,部分醫生甚至並不知曉需“強制報告”的多種情形。

  西部一民營醫院的婦産科醫生告訴記者,她並不知道什麼是強制報告制度。不過,只要接診了18歲以下的患者,都需要上報給醫務科備案,同時通知他們的直系親屬。如果在接診中發現異常,“首先報給醫務科,再由他們出面去彙報給其他部門。”

  “實際中,醫院在強制報告的普及方面比較薄弱,但醫院又是比較容易發現未成年人受侵害線索的場所。”郗培植認為,當務之急是加強醫護人員對於強制報告制度的宣傳和培訓。

  儘管《意見》中規定,有報告義務主體只要發現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臨不法侵害危險的,應當向公安機關舉報,未規定其核查義務。但仍有觀點擔憂:一旦判斷出錯,後續被打擊報復如何解決?

  一中部城市三甲醫院的醫務人員認為:“沒人能確定是不是被侵害,如果判斷錯誤,被對方投訴,甚至醫鬧怎麼辦?”

  對於上述擔憂,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寧寧認為,癥結在於強制報告的配套措施尚未普遍建立。“如醫生遇到需強制報告情形後不知道該向誰報告、怎麼報告,內部尚未建立起規範性的流程或者標準。其次,負有報告義務的人缺乏報告意識,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負有義務。”

  在苑寧寧看來,強制報告的“強制”在法律層面體現不夠,“應當報告而不報告又造成嚴重後果的話,到底要承擔什麼樣的法律責任?這需要醫師執業資格法,教師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等相關法律進一步明確。”

  記者注意到,在實務中,若有醫務人員在工作中未履行強制報告義務,導致案件第一時間未能被發現,通常是由當地檢察院向相關單位的主管機關發出檢察建議書,再由主管機關開展整治或作出內部處罰。

  “這就是由於現在法律責任層面的缺失,因為沒有明確規定,他只能按照醫院內部的處分規定給予相應的通報批評,並沒有其他實質性的更嚴重的法律後果”,苑寧寧表示。

  郗培植表示,“強制報告制度相當於一個探索的雷達,要求大家若發現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疑似遭受侵害的,就可以去舉報,而且誤報也是免責的。這是強制報告制度的一個初衷。”

  “我們要跟醫生明確,強制報告是他的法律責任,不能説因為擔心遭受報復,或者有其他顧慮,就可以不履行。”相應地,公安機關和醫院也應做好相關的安保措施,保障報告人的安全。

  強制報告制度只是未成年人保護的一部分,郗培植認為,應當建立未成年人的綜合保護體系,“這個體系具備‘發現監察、個案追蹤、分流轉介、跟進幫扶、督查追責’的功能,形成‘家庭、學校、社會、網路、政府、司法’六位一體的未成年人保護系統。既要有公安機關,也要有相應的民政部門、司法社工等專業人士來做這個事情,這樣就形成未成年人保護的閉環。”

  記者注意到,貴州省畢節市檢察院牽頭研發的“守未聯盟App”試圖在市一級建立起未成年人的綜合保護體系。一方面,這一平臺承擔未成年相關的普法教育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強制報告功能能讓報告人直接聯繫到區縣一級的檢察、公安、教育和民政部門相關負責人。

  通過“守未聯盟App”進行強制報告也寫入《關於建立畢節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中,意見中提到,具有接收強制報告的職責的單位應當明確1名同志入駐“守未聯盟”App強制報告功能,負責接收報告、答覆等。

  此外,接到報告後,接收單位應當及時辦結並反饋。自2021年1月“守未聯盟App”上線以來,註冊用戶人數超過30萬人,接收處理強制報告153件次,其中來自醫院的報告有103件。經核查發現犯罪線索14條,其中有13件都是從醫院發現,均已立案偵查。

  畢節市檢察院“守未聯盟”工作室負責人第九檢察部主任羅沙白告訴記者,“守未聯盟”在上線前就多次和公安、教育、民政、衛健等有關部門溝通。“守未聯盟”上線後,衛健部門就此對全市醫療系統進行了宣傳和安排部署。

  在資訊保密上,“守未聯盟App”後臺研發人員楊賢表示,報告人的資訊和報告內容只有特定報告接受人員知曉,且嚴格保密。此外,報告人他能看到整個處置流程,具體到哪個階段,從而進行監督,形成閉環管理。

  同時,楊賢表示,“守未聯盟App”後臺的強制報告相關記錄可以作為參考,對於及時報告使遭受侵害或者可能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妥善保護、免於受侵害,犯罪分子受到依法懲處的,有關單位、部門能以此對報告人給予表彰或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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